编者按：1997年，党的“十五大”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。18年后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：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，首先是法治的中国；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，首先是法治的社会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首先是制度建设和治理方式的法治化……以上论述将“依法治国”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值此法治建设迈向更高境界之际，胶东在线推出“律师谈依法治国”系列报道。
刘桂林是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，13日上午见面时，他正在整理事务所的卷宗。虽已过不惑之年，但经过2小时的忙碌之后，刘桂林的面容上丝毫不见疲态，眉宇间透出一股干练的气息。从业14年的他谈及“依法治国”，认为“十五大”和十八届四中全会虽然都提到“依法治国”，但时隔18年，两个“依法治国”的时代意义完全不同。
18年，从“法律制度”到“法律体系”
刘桂林认为，党的“十五大”提出“依法治国”方略时，主要任务是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，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“法治”理念，主要任务则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。从“制度”到“体系”是一个质变的飞越：“制度”只是用来调剂某方面的办事规程，而‘体系’则包括立法、司法、执法等方方面面的内容，这一变化顺应了中国法治道路的发展趋势。
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法治中国的主线日益清晰。推进依法治国，就是要以法治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，弘扬和践行法治这一价值理念，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打牢深厚的群众基础，”刘桂林说。新时期的依法治国涉及到法律与人权的“平衡”，可喜的是，10月份《刑法》取消了9条适用死刑的罪名，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，法治改革迈出了第一步。
刘桂林说：“从法理上讲，死刑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，而在发挥这一作用的时候，却剥夺了囚犯最基本的生命权。所以我认为，取消死刑是今后法治改革的一个大方向，在这一过程中，逐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，正是在平衡法律的威慑作用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两者之间的比重。而法治改革正是新时期法律体系建设的基础。”
18年，法律威信日渐树立
对于“依法治国要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”这一观点，刘桂林认为，要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，政府除了要依法行政，更要向民众普及法律知识，而最好的普法方式，就是树立法律威信。
“谈及普法，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志愿者发宣传单，其实，普法教育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树立法律的威信，”刘桂林说，“上世纪90年代，人们遇到事情谈法律的很少，然而几十年后，遇到纠纷等事情，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。这种意识的转变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法律的威信日益彰显，人们对法律越来越信任。”
法律威信的树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，突出体现在个别案件中法院的执法阻力较大。前段时间，北京市中院对一起征迁诉讼案进行宣判后，当事人拒不执行宣判结果，最终法院出动法警强制执行。审理案件的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土地征迁是个敏感问题，很多人不愿碰这块烫手的山芋，但这件事既然上了法庭，法院就理应秉公处理，否则不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。”
正因有了千千万万“北京中院”的努力，法律的威信才得以树立。刘桂林透露，从业以来，自己接到过各类棘手的诉讼委托不下百例，无论结果如何，烟台市各级法院都能坚决执行审判结果，法律的尊严得到了有效维护。
18年，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
建立了法律体系，树立了法律威信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诉讼费用，一部分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群体遇到法律纠纷时，受经济条件制约，交得起诉讼费却请不起律师，即使“占理”却仍面临败诉风险。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将与西方“有钱人的法律”无异，基于此，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。
2003年9月1日，《法律援助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正式施行，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、残疾者、弱者，或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。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，法院对受援对象减、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。刘桂林介绍，《条例》施行后，烟台市及时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，向有相关需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法律援助。目前，烟台各市直律师事务所都设有法律援助受理点，满足条件的市民可以到受理点进行申请，由受理点上报至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处理。
“我觉得法律援助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，目前急需建立的是被害人家属救济制度，”刘桂林说，“举个例子，如果一起凶杀案中，被害人是家里的‘顶梁柱’，宣判的时候，法院如果判被告人一次性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，钱的数目够不够用暂且不说，这一家老小的生活保障也是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建立被害人家属救济制度很有必要……”
诚如刘桂林所说，18年，中国的法律体系从“缺”到“全”，法律威信从低到高，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。当然，不足之处同样不容忽视，比如被害人家属救济制度。如果说“1997版”依法治国强调的是敢破敢闯的勇气，那么“2014版”的法治论述则昭示出“法者，天下之准绳”的理念。今后的发展任重道远，但是笔者坚信，法治护航下中国，在创造出经济奇迹之后，定能再创出法制建设上的奇迹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