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/单鹏 黄海英
来源/长安剑（ID：changan-j）
六月下旬，随着中办出台《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、法官、检察官办法》，法律职业间的这道“旋转门”逐渐推开。门里究竟是风光无限？还是甘苦自知？2014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公开选拔高层次审判人才，最终五人脱颖而出。其中就有两人一个是律师、一个是法学家。长安君特别去采访了这二位，且听听先吃螃蟹的人怎么说。
郭峰，原中央财经大学教授、法学院院长，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、审判员
贾清林，原北京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，现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长、审判员
问：当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，会选择来最高法工作？
郭：当前依法治国、司法改革是一个大趋势，参与这个国家法治建设，最高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另外，人生不同阶段，有不同的职业选择。最后，在最高法能够参与司法政策制定，这就可以把此前的一些研究的思考，贯彻到政策性文件当中。
贾：做法官是一直以来的想法。作为法律人，来最高法工作是难得机遇。做了十几年律师后再来法院，是出于理想，而不是为了挣钱。想挣钱的人，也不应该来法院。
问：选拔是否激烈？是什么原因让你脱颖而出？
贾：当时报名的律师有70多位，从中选拔一人。我觉得通过考试，可能因为自己比较真诚。此外，个人的专业储备可能也相对占优势，政治学出身，后来接连攻读法律硕士，法学博士以及管理学博士后。最后，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可能也是一个加分项。
问：从原来的岗位到最高法法官，这个角色转换适应多久？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郭：在法学院，从事的是法学教育，培养法律人才，做法治理论研究。到最高法后，面对的主要是中央交办最高法的一些服务大局的文件，以及全国人大、各部委制定的法律法规草案。在这里，还要指导地方三级法院的审判活动，以确保国家法律统一、正确实施。这与法学院坐而论道不一样。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前，我已经在最高法挂职了一年，所以角色转变适应得比较快。
贾：业务上没有不适应。法官、律师虽然做案子的角度不一样，但都是分析、判断、最终得到结论。不适应的是机关的工作模式，但慢慢就习惯了。
问：来到最高法后，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郭：首先，收入比以前少了很多。在学校时，除了工资，通过社会兼职和申报课题，还有一定收入。但来机关后就要拿“死工资”。此外，还要主动清理自己的“朋友圈”，朋友请客吃饭不能随便参加，即便去了，也不能谈案子。现在更多与学界朋友保持联系，做些学术交流。虽然生活圈小了，但生活却更规律、更健康。
问：进入最高法后，是否有朋友曾找你“帮忙”？
贾：律师需要尽可能地扩展社交面，但法官则要尽可能地控制。进入最高法后，一些活动就不参与了，这让有的朋友觉得自己不够意思。从律所离职前，我就告诉同事，有案子不要找我，实际上他们也从没有因为案子找过我。
问：来到最高法两年，主要做了哪些工作？
郭：目前分管两部分工作。一部分是案例指导工作，也就是最高法的指导性案例，去年我带团队走了二十多个省，实地调研指导性案例，并现场指导。另一部分是民事司法方面工作，包括民事方面的司法解释。司法解释对最高法来说，是最重要的工作，最多的时候，最高法每年通过二十五六件。我们现在正在搞的医疗损害司法解释，准备今年推出。
贾：在无锡中院挂职半年，做过十来个案子。2015年加上助理协助的办案，我办结了四十五件案子，另有六七十件担任审判长的其他案件。今年的尚未统计。
问：在基层法院，加班似乎是家常便饭，在最高法，工作压力大吗？
郭：最高法下午五点下班，但通常无法正点离开单位，有时八九点才走。
贾：法院上午八点上班，但我通常七点就到了。下午五点下班，但加班很多。在最高法不仅要办案，还承担司法解释工作、起草、调研、对下业务指导等综合工作。
问：此前中办出台了《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、法官、检察官办法》，您如何看待律师、法学专家转变为法官、检察官这扇“旋转门”？
贾：从律师、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、检察官，几乎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惯例。在我们国家，这原来只是试点措施。自中办出台文件后，表明了国家的态度。我觉得最终落实，可能需要立法保障，例如修改法官法，检察官法，律师法。就遴选法官而言，最高法制定实施细则后，会更具操作性。
问：进入法院后，对法官这个群体的看法，与以前相比是否发生了变化？
郭：以前有一种印象，任何案子，法官不找都不行。但进入最高法以后，发现实际不是那么回事。法官群体素质非常高，审判人员不仅业务精，而且十分敬业，案子多时就加班加点。虽然在整个法院系统，也会有几匹害群之马，但终归是个别现象。公平公正是毋庸置疑的主流，否则如何支撑起一个国家的法治大厦？
贾：以前做律师的时候，对法官有偏见。来到法院后，才发现绝大多数法官是兢兢业业做业务的。对法官的认识，不能以偏概全。我认为，律师与法官的互通互联，以及未来的制度化、常态化，有助于两个职业的相互理解。
问：如何看待近期媒体报道的法官离职？
郭：要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司法职业的自由流动。在现有的体制下，个别法官可能会有较大的生存压力，所以不能去责怪离职法官丧失理想。法官可能说一句话，就有人为他送钱，但违法的事情做不得。司法是社会的良心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崩溃。如果基层法院、中层法院的法官流失多，就会严重影响法官执法办案。可以建立双向流动机制，大量吸收专家、律师和政府部门的法务工作人员，充实法官队伍。
贾：如果经济上确实存在困难，又不想以权谋私，不想用职权谋取私利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官辞职可以理解。
问：如何看待法官的“职业尊荣感”？
郭：作为法官，若想获取职业尊荣感，首先法官群体自身要过得硬。如果做不到公正地审理每一起案件，平等地对待参与人，那么如何期待社会尊敬？在这个前提下，国家和社会可以从两方面保障法官的职业尊荣。一是引导社会理解尊重法官，二是在国家财力允许范围内，保障法官待遇。
贾：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在于决定案子审判结果吗？不，审案子更多是一种责任。虽然形式上，法官比律师更多地受到尊重，然而这是一种虚荣，而非尊荣。我理解的尊荣感，是基于对具体案子的审理、判决，能够对促进国家、社会的公平正义做点贡献。
